3月初，英国媒体发布2014年全球大学声誉排行榜。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包揽前三，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紧随其后，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分居第36位、41位。

　　通常而言，高校声誉对吸引全世界的顶尖人才、产生重大科研创新至关重要，因而被视为国家软实力的最好体现。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郭大成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评论说：“教育在国家软实力的竞争中意义重大，因为教育是文化输出的媒介和载体，肩负着启迪人、培养人的使命。”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亦说，教育应该是当今文明复兴的新动力，学校应该是文化发展的新中心。

在这样的坐标系下，中国该如何改革现有教育体制，使之适应未来国际竞争的需要？

瞩目高考改革

　　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的“牛鼻子”。

　　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中，义务教育免试入学、职业学校单独举行招考等改革措施已经出台，高考改革作为整个改革中间的重点和难点，目前已经形成初步意见，但还在考证它的科学性、可行性和风险性。总体来讲，要减少全国统一高考科目，就是说还要高考，但科目会相应减少。不再分文理科，考卷是一样的。外语考试仍然属于高考的科目，但是考试方式会有变化，一年多考。

　　袁贵仁的此番表态，无疑承接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高考改革的战略部署。

　　在这一被誉为“继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最具有革命意义的一次改革”中，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写有“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等牵动人心的字句。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告诉本刊记者，他从媒体看到专家谈高考改革的文章，包括不分文理科、减少科目等，总体感觉过于简单笼统。“不能简单地说不分文理科，因为根据大学学科设置，高中的课程设置大体上有一个分类，学生对文科或理科的倾向在高中已经显现出来，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保持学科的类别，按类招生，可以说‘大文’、‘大理’，但不能简单地说不分文理科。”

　　在马敏看来，高考改革要加强顶层设计，要多方征求意见，方案出台一定要慎重。他建议高考改革需要同时符合有利于学生减负、有利于高校招到好学生、有利于公平这三个原则，高考改革应该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展开。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也直言他对目前媒体披露的高考改革方案“并不满意”。他说，现行的考试方法，实际上是多年改革的结果，比如考试的科目，也是经过不断的试验定下来的，现在要匆匆忙忙地改并不可取，需要让调查数据说话。如果说考试的方式不适宜学生正常发挥，那么应通过调查数据说明这种情况所占的比重，不要让个案涵盖一切。另外，对于有人建议的多元录取，这有一定道理，但还要看到中国的现状，一旦实行多元录取，恐怕伪造奥数、三好学生等证书，跑步作弊等情况就会出现。

　　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在《中国教育报》撰文指出，尽管教育规划纲要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原则和内容作出明确部署，但从目前的总体推进情况看，改革举措及效果与社会预期仍有差距，公平与效率、近期与长远、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改革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因此他主张，“高招制度改革应跳出教育看教育”。

　　钟秉林分析说，这一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呈多样化趋势。比如，有人希望通过改革增强人才选拔的有效性，选拔出优秀生源；有人希望通过改革促进入学机会均等，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有人希望通过改革为学校和学生减负，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还有人希望通过改革让孩子进入好的大学，读上好的专业。

　　“这种多元化的诉求，一方面增强了改革的驱动力，使得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由于目标诉求差异很大，价值取向各不相同，导致众说纷纭、众口难调，难以形成改革的共识与合力，加大了改革推进的难度。”钟秉林说。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说，考试招生制度既是教育制度，也是社会管理制度，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部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涉及教育领域，更涉及社会方方面面。

　　这意味着，高考改革既承载着教育的功能——为高等学校提供甄别和选拔人才的依据；也承载着社会使命，比如改变个体命运、跨越城乡区隔等。此种现实下，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不得不“内外兼顾”：在教育制度的内部来说，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将合适的学生送到合适的学校，使两者之间匹配；就社会制度的外部而言，则需要对接社会公平等全局性问题。

均衡义务教育

　　“多年后，我留学回来，发现家乡的中学实力弱了很多，当地亲戚告诉我，好老师去了省会城市，好学校也向那边集中了。”全国政协委员、百度CEO李彦宏在两会上的这段话，引起社会共鸣。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对部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给予重点投资和政策倾斜，一批重点学校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在优质教育资源总体短缺的现实下，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矛盾凸显，普通学校、薄弱学校与重点学校的“落差”触目惊心。因此，如何均衡配置义务教育资源，一直是教育领域待解的关键命题。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14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即是继续加大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和农村倾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朱永新评论说，教育就像“木桶原理”，木桶是否漏水，不是取决于最长的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板。政府今后的工作重点是把“最短的板”拉长，把最薄弱的学校办好，让所有的公办学校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首先要在学校的硬件上实现均衡。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农村初中改造工程”、“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等一系列重大项目，这对改善弱势学校办学条件、减小校际间差距起到重要作用，但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不少农村中小学缺乏电脑、语音教室等教学设备，也没有图书馆、实验室等教学场所。

　　面对这些难题，李彦宏建议，在通过专项经费、财政补贴等方式完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可借助互联网，推动名校将其教案、课件、试题等资料向社会免费公开共享，让更多偏远、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学生平等获得优质教育资源。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还要力争在学校的软件上实现均衡。

　　近几年，我国城乡之间、名校与普通学校之间，优秀师资分配不均的问题有所改善，但优秀师资集中在发达地区、集中在少数名校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在两会前调研发现，占70%人口的农村，800多万乡村教师在承担着6000多万学生的基础教育工作。中西部9个省份，3万多所乡村小学班级与教师比平均仅为1:1.34。“条件差、责任大、职称低、机会少”，是李东生对乡村教师现状的12字概括。

　　比乡村教师数量不足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优秀教师的流失使农村孩子很难得到好的教育。

　　朱永新认为，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师资上，“因为教师的品质决定了学校的品质”。朱永新说，现在农村教师留不住，好教师都往城里走，村里的好教师往镇里走，镇里的好教师往县城走，县城的好教师往市里走，层层“割韭菜”之后，农村的好老师大多被抽走了。

　　对此，李东生建议，通过财政投入切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完善补助、激励、晋升机制，改善其居住生活条件，解除乡村教师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建立乡村教师“再教育”机制，促进城乡教育均衡。

　　致公党中央常委、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蔡建国说，要重点把促进教育公平的资金用到乡村教师身上，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支教活动，有条件的城乡中小学校可结成帮扶对子，定期进行指导学习，还可通过特色活动讲师团，让城镇骨干教师到农村代教、执教，充分利用远程教育的手段把优秀教师示范课的课件送到农村学校等形式，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

　　此外，升学机会均衡也应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应有之义。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平衡，贫困地区农村孩子的生活条件、学习条件比较艰苦。因此，不少人士认为，在现阶段，对于农村孩子而言，公平的意义不应该只是升学机会的公平，还应该要有适当、必要的倾斜。

　　2013年，国家启动教育扶贫工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学生贫困改善计划惠及3200万孩子。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发放生活补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比上年增长8.5%。

　　在此基础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的硬指标，要求2014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使更多农家子弟有升学机会。

不少教育界委员在小组讨论时表示，“10%”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积极补偿政策，和整个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教育的论述一样，释放出强烈的教育公平信号。

扶持民办教育

　　在政府着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同时，如何调动市场的力量，积极扶持民办教育，进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总量，也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尽管有关部门一直强调探索建立健全加快民办教育的政策支持体系，但实际情况是，在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待遇保障等方面，民办教育仍然面临诸多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说，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部2012年颁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下称《意见》），明确提出要制定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包括完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制度、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落实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落实民办学校招生自主权、落实民办学校教师待遇、保障民办学校学生权益、完善民办学校税费政策、支持高水平有特色民办学校建设等。

　　但俞敏洪在办理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改制时的亲身经历中发现，《意见》的落实情况并不理想，很多政策没被执行。俞敏洪举例说，《意见》明确“民办学校设置，执行同类型同层次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但事实上大学设立的审批条件对民办大学和公立大学办学执行的还是两套标准——公立大学无论校园大小都可以获批成立，而民办大学则要求至少有500亩地才能获批成立。

　　此外，在师资、生源等方面，现有政策也不时让投身民办教育的俞敏洪感觉“被歧视”。在俞敏洪看来，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应该由公立教学体系和民办教学体系共同组成，二者应当平等获得政府扶持，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把资源倾斜给公立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冈市委书记刘雪荣与俞敏洪意见相同。刘雪荣说，民办教育办好了，不仅为当地扩大了教育资源供给量，而且也是在帮政府分担责任，对于民办教育，应保护其合法利益，使之与公办教育享有同等待遇，并逐步将公办教育作为政府保基本民生需求的兜底角色，而让民办教育特色化发展，在加强监管的情况下，鼓励民办教育为社会提供多样化优质教育资源。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院长秦和对本刊记者分析说，以她熟悉的民办高等教育来看，相关支持政策措施难以落地的根本原因在于，有关部门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地位作用、发展模式等，在认识上还存在分歧。

　　秦和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要求“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这为进一步解放思想、完善民办高等教育支持政策体系提供了依据。

　　在这个方向下，一要明确民办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它们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更应体现在质量上，也就是说，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应当有若干所高水平民办高校，打破公办高校一统天下的格局，进而带动公办高校改革创新。二要进一步突出民办高等教育的公益属性，明确非营利性民办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扶持其发展壮大不但符合我国基本国情，而且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三要明确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必须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切实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解决以上三个方面的认识问题，就能真正打消政策层面的顾虑，把改革的政策风险降到最低，扫清民办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思想障碍。”

　　对此，俞敏洪建议，有关部门应限期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中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各项政策，全面清理对民办学校的各项歧视性政策，调整一些与教学无关的办学标准，创造公办大学和民办大学公平竞争的环境，保证民办大学与公办大学享有同等待遇和权利。

　　经济学家成思危有言，中国的教育就像一只鸟，它的双翼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它的双腿是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双翼都健壮才飞得高，双腿都健壮才跑得快。可以期待，当公办教育均衡发展、质量提升，民办教育各显身手、丰富多彩之时，教育改革才会满足公众的多元需求，进而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奠定人才基础。□（《瞭望》201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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